“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大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小麦，我们的盐巴，我们的伤痛/我们的一切，并且离开/我们记忆深处的记忆。”

   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Mahmoud Darwish）的这段诗句曾引起无数巴勒斯坦人的共鸣。为此，他们深深感激，“穆罕默德·达维希是在用诗句捍卫我们的土地”。

   2008年8月9日，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诗人在接受完心脏手术三天后于美国休斯敦医院去世，享年67岁。次日，巴勒斯坦举国致哀，总统阿巴斯宣布，即日起三天为穆罕默德·达维希官方哀悼日。

   穆罕默德·达维希被誉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至今出版了三十余部诗集和散文集，译本多达35种语言。他还是巴勒斯坦国歌的词作者，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0年代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达维希深为之傲，亦深为之痛。几十年来，他一直向世界讲述着巴勒斯坦人民所经历的故土沦丧和颠沛流离之苦，并用诗歌呼唤其民族认同感，鼓励人们为独立而抗争。

   在他的文字里，巴勒斯坦不仅仅是失乐园的隐喻：它包含了被剥夺和被放逐的悲哀，也象征着近东阿拉伯人的困兽之伤与犹斗之志。

   在巴勒斯坦，在开罗，在黎巴嫩，他的文字被收入课本供孩子们学习，他的诗篇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在阿拉伯世界，他的每一个诗歌朗诵会都有数以千计的听众，从大学教授到出租车司机无不为其中深蕴的勇气与热爱而内心震动。

   达维希于1942年出生在阿克（Acre，巴勒斯坦北部）附近的村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该地区归属以色列，他和家人被迫背井离乡。当他七岁再次回到故土时，整个村庄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犹太居住地。其后，达维希随家人定居于名城加利利，家里没有任何书籍，他第一次接触诗歌来自于以色列军队歌手的巡演。

   1948年到1986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生活在军事统治之下，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更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还是孩子的达维希就意识到，只要他们仍在当时的状况下，他和他的家人、他的阿拉伯小伙伴们，就都是二等公民。在学校时，他曾写过一首诗歌，主题是一个阿拉伯男孩对一个犹太男孩的大声疾呼。他还因此被军方领导找去，威胁说如果再写这样的诗歌，他的父亲就会失业。

   作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公民，他时时遭遇身份的尴尬和伤痛。著名诗歌《身份证》就是基于这种情状，描写一个以色列警察要他出示证件的情况。19岁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后，达维希更遭遇多次监禁和软禁。在铁窗内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歌，22岁那年，他在以色列出版了的第一部诗集，其中包括名篇《橄榄叶》、《巴勒斯坦的情人》等等。

   早期他的诗歌遵循着古典的格式，到了1960年代中期，达维希的诗歌转而变得流行易懂。他选取巴勒斯坦村民们都能清晰明了的意向，表达最直接的情感。就像篇头引用的“离开我们的土地”，达维希自己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优美的诗歌，不过是每一个遭受流离的人都会呼喊出的句子，而正是这样的诗句在巴勒斯坦民众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诗歌之外，他是辛辣而冷峻的批评者，践行着同年代另一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义德（Edward Said）帜扬的风骨——独立于政治力量权威之外的反对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在许多场合，他与巴勒斯坦领导层发生冲撞；毫不留情地批评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内战中的干预；当阿拉法特在某次讲话中称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时，达维希立即回火：“那你自己去找另一群人民吧。”

   1971年，29岁的达维希离开以色列，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此后他先后居住在开罗、贝鲁特、突尼斯、巴黎、大马士革等地，由于其巴解成员身份，他被剥夺以色列公民身份，并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境内。

   达维希早在1970年代就加入了巴解组织，并于1987年进入了巴解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但他努力让自己远离各个派系。而1993年，他更是脱离执行委员会以抗议《奥斯陆协定》，原因是他认为这纸使巴以情况得到缓解的协定“在过渡阶段和最终阶段间没有清晰界限，实际是为以色列侵占领土铺平了道路。”

   “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旅行，但我们最终却无家可归。”达维希的诗句既是巴勒斯坦人群体心迹的白描，也是自我的映照。然而事实上，正是《奥斯陆协议》，使漂泊一生的诗人终得以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家乡。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主要生活在拉马拉和约旦首都安曼。

   《奥斯陆协议》于民族感情上的两难，反复拷问着民族知识分子。他曾向以色列政府要求恢复自己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在这位参与起草1988年《巴勒斯坦独立宣言》的民族主义者身上，这样的要求再次映照出人生的两难境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常常感到在国籍和身份上的紧张关系。”达维希说，“但对我而言，任何能让我留在这里的文件我都愿意接受。”

   “我原以为诗歌能改变一切，能改变历史，能赋予人性。我也以为幻想对于诗人参与世界和相信世界来说非常必要。但我现在才发现，诗歌只能改变诗人本身。”这何尝不是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数十年的共同心路。

   达维希有过两次无果的婚姻，没有子女。多年来他承受着心脏疾病的痛苦，做过两次心脏手术，最终败于顽疾。

   “我怀着刺入我心和灵魂的痛惜宣布，”8月10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对全国的宣告中说道，“巴勒斯坦之星陨落了。”

　　上期参加观影的朋友有，出租车司机、大厨曹燕，与时俱进&小雅，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两个美好的片子，一个值得回忆的下午。《冥王星上的早餐》像一部情节散漫而奇特的小说，以独特的色彩和摄影展现出一个我们想象不出的爱尔兰世界。《乐队造访》讲的则是埃及乐队到了以色列，因文化隔阂而生发出陌生、拘谨、尴尬、温暖、以及奇遇。有无法言说的孤单味道，更有如阿拉伯音乐一样深沉的真挚情感。
        本期是跟我们两个专业相关的话题，希望大家多来捧场。呵呵。多发言、多交流。还未加入我们豆瓣小组的朋友们，请在豆瓣上加我俩中任一一人为好友，或者点击“关注”，我们会给你发邀请函，希望在观影会之外的时间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观影会024

　　时间：8月17日（周日）下午2点-6点
　　地点：我家（具体位置私下通知，请与我们联系）
　　本期主题：新闻理想
　　主题阐释：所谓新闻理想，我们只好去欧美世界看看了。至少那些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作品告诉我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新世纪来临，还有很多新闻人士在不断追寻着媒体应该发挥的公器作用。昨夜刚刚重温了另一部经典新闻电影《局内人》，不由为这种追求以及允许追求的环境而唏嘘不已。我们的追求又埋葬在哪里呢？

　　放映片目：

　　锲而不舍（2003），98分钟。又名毒家新闻，是曾经对我形成强烈内心拷问的电影。故事改编自爱尔兰女记者维罗尼卡如何揪出毒品交易幕后黑手的真实事件，她付出了一个记者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也换来了一个记者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她改善了爱尔兰社会。乔·舒马赫导演，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电影原声亦佳。

　   电视台风云（1976），121分钟。似乎关于电视新闻的事件永远在讲述一个话题：赚钱和说真话哪个才是王道。这部片子正是此话题中最经典的一部。故事讲UBS电视台主播霍华德因节目收视率下滑相继面临丢掉工作和姓名的境遇。影片获得1977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女配角，另获最佳导演等六项提名。

Tips：
　　1、有意报名者，请在周五及周五之前联系灵子和萤火虫，可通过短信、MSN、二人的两个blog（分别在yculblog.com和Mtime.com）。
　　2、请尽量准时参加，请恕过期不候。
　　3、欢迎有好电影或好主意的朋友，提前和我们商量，协商安排以后的放映。
　　4、可按需要自带零食，欢迎电影结束后一起聚餐闲聊。

　　 很久没有看到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了。所幸在那个毫无准备的深夜，看到今年新片《美国田园下的罪恶》(The American Crime)，算是弥补了长久的苍白。
　　
　还是我一贯的观点，电影最震撼人心的往往不是那些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在演绎完一切的不可思议之后，告诉你所有事情都出自真实。
　　
　本片讲述的是一起虐待儿童案，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1965年。残忍、无情、冷漠，所有冰冷的情绪都以视觉化的方式体现出来，虽然没有多少暴力血腥的镜头，可电影中你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事情进展，却让人在炎炎夏日亦觉不寒而栗。
　　
　除去剧情的难以置信，此片最打动我的是，几乎每一个角色都那样普通，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可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他们却能表现出完全失控的人性丑恶。我们可以拿心理学去分析每一个人的行为和背后原因，我们可以把自己代入其中任一角色，甚至我们将得出结论：如果是自己身处其境，说不定，更糟糕。
　　
　比如由凯瑟琳·基纳扮演的母亲，在她的身上几乎显现着所有悲苦女人的不幸与不争：少女早孕而结婚，后来丈夫跑了，自己没有工作，疾病缠身，还要养活六个正读书和吃奶的孩子。最糟的是，最小的孩子属于她的年轻小姘头，一个只知道在她这里讨便宜却毫不付出的小混混。
　　
　当我看到小混混用一场性爱就换取了她处心积虑才赚来的二十美元时，心里难过极了。他可以随时打她耳光，又轻而易举用一个吻来安抚住她，她只是忍受，渴求着那偶尔来临的一点点温暖，以此捱过余下的大部分暗淡时光。
　　
　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不幸的原因，只知道要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同样的结果。于是当她的大女儿也传出未婚先孕的消息时，她感到自己的人生被彻底打碎了。为什么命运在她这里不停地做着恶性循环，她不在乎，她只是抱怨、生气、处罚犯错的孩子，并深深迁怒于最早获悉女儿怀孕的外来者——寄养在她家的女孩西尔维亚。
　　
　在她昏沉而孱弱的头脑里，对西尔维亚做什么都不重要：肉体的惩罚算什么，怎么比得上她这一生所遭受的精神伤痛？尤其每次更坏的消息传来，她无力控制事情的走向，就只能更加怨恨西尔维亚，把所有火气发在她身上，用惩罚的快感治愈自我。
　　
　那晚我 一个人窝在卧室里看片，看着这个又可悲又可恨的母亲，不由想起《危情十日》里面的女护士。天哪，你如何知道她下一步还有什么招数？
　　
　另一个让我心有余悸形象的是片中西尔维亚的妹妹。她与姐姐一起被寄养，由于小儿麻痹症身体羸弱，内心也变得弱小无力。她有难时，西尔维亚会挺身而出，姐姐被虐待时，她却只是看着，默默哭泣，不敢多言一句。
　　
　在战争或专制时代有无数这样的凡人，他们被强权吓破胆，违心地成为暴力的帮凶。然而更可悲的，当非常时刻过去，他们失去了外部的威胁，又会忍受良心的谴责。为了那一刻的沉默，他们将付出一生的内心安宁。
　　
　还有更多这个家庭的孩子们、朋友们、邻居们，他们在看到他人被虐待时，非但不出声援救，反而加入其中，毫无缘由的成为施虐者的一份子。他们把西尔维亚当成一个可以折磨的道具，却完全不考虑法律责任。这多么像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或者德国屠杀犹太人时那些普通的德国民众。
　　
　在一个自以为不需承担责任的环境里，人是多么容易表现出最恶劣的一面啊。往往这个时刻，你发现实在难以说服自己相信人性本善的理论。

至于艾伦·佩姬主演的主角西尔维亚，她虔诚地信奉一切都会过去，上帝会庇佑她的苦难。可惜，她的逆来顺受只迎来惨淡收场。导演在接近片尾处安排了一场温馨情节，当观众们以为西尔维亚终于逃出魔窟时，却发觉一切不过是假想。原来，人性真的这么悲凉，甚至无法企及它的一丝回暖。
　　
　　 在法庭的最后一场审判里，无助的母亲茫然地坐在被告席上。当所有当事人，包括她的孩子们都证明她有罪时，她却一口咬定，不，我没有。他们都在撒谎。所有人。她始终用幼稚的顽固欺骗着自己，可惜她以为也能欺骗其他人。